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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1911~2016)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2)

2018-01-05 14:54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在杨绛先生的一生中,这样的设问她曾不止一次面对,并且也给了自己的回答。

“我们仨”的精神世界

“夜闻风雨声,耳始聋。《我们仨》改定题目,选定段落。”《我们仨》书稿快要完成的2002年8月19日那天,杨绛在大事记里写了这样一句。

2003年7月,SARS刚刚过去,《我们仨》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并立刻成为畅销书和话题书。它被评价为杨绛先生晚年最动人的作品,用平实语言讲述这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从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直到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亲情,让读者泪下,也思考一个时代里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读者希望找到答案:漫长63年,是什么支撑这个家庭在社会巨变和政治动荡中始终保持精神和人格的完整,用读书来抵挡外面的风风雨雨,不被物质现实诱惑和侵扰?这可能也是这本书后来一直常销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早读到书稿的是当时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她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冬晓”。董秀玉向本刊记者讲过读稿时的复杂感受:

2003年4月,杨先生打电话过来让她去家中取稿,那时距离董秀玉约请她“写写你们仨”已经过去了6年。书稿动笔的时候大约是1996年10月,钱先生和钱瑗都还在病中。最初设想他们仨各写一个章节,写女儿眼里的父母,丈夫眼里的妻子,妻子眼里的丈夫,还有父母心中的女儿。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一直到病重而不能进食才中断,之后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董秀玉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坐在客厅里,董秀玉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到一半,眼泪止不住了。杨先生还像平日一样,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情,中间只是偶尔走过来,摸摸她的头。董秀玉问: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先生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我们仨》(平装本)至今已加印51次,印数达275万。5月25日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三联书店的库存瞬间售空,又加印56万册。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家的往事,对于读者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我们仨》写完,就像杨绛当年在记事中所写,她日渐失去了正常听力。那以后的十来年,朋友们、编辑们再去看她,陪她说笑,就需要借助一点笔谈了。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记得,他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春节前或杨先生过生日会问候老人家,有时也跟编辑一起去家中拜访。知道先生听力不好,他会事先准备一叠卡片,把想问的事或想说的话写下来,见到杨先生,再一张一张拿给她看。

三里河的这套寓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搬进去的,房间虽宽敞,却简单。后来小区由公家负责装修房屋,为每家阳台做封闭,杨先生却要求例外。她保留着水泥地、白粉墙、老家具,陈设不做一点改变。老朋友吴学昭在她的《听杨绛谈往事》中说,“这个寓所的里里外外留有太多美好的记忆,杨先生虽已把它当成临时栖身的客栈,仍不忍抹掉一点往日的痕迹”。

杨绛曾说她有幸生在一个和爱的父母家,又成立了一个和爱的小家庭,从未想到背叛。家庭和事业从未有过矛盾。

她曾形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eres)。”而这个描述,对于她和钱锺书也是同样相契合的。

“我们仨”虽然失散了,杨先生还仍在他们的那个世界生活。三联的几位老编辑,也是杨绛在文章里说到的和她讨论灵魂问题的“年轻人”,都知道杨先生喜欢卡通玩具。钱先生和钱瑗走后,她们再去家中看杨先生就发现,她在卧室里放了三个卡通动物,分别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肖属相,日夜陪着她。2004年4月2日,93岁的杨绛写了一篇短文,以《不官不商有书香》为题发表在媒体上,帮助三联人保住了三联文化的书香传统。那年春节前,十几个三联编辑相约同去看望杨先生,商量送她的礼物就是一个卡通玩具。杨先生很开心,把卧室里三个卡通也抱出来,搂在怀里,和她嘴里的编辑“小朋友们”一起拍了张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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